家園被炸毀!61歲烏克蘭男帶著9歲狗狗「一人一狗徒步225公里」 穿越地獄:逃亡到安全地帶

5月上旬,英國《衛報》(The Guardian)記者丹尼爾·博菲(Daniel Boffey)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安全地帶見到了一名來自馬里烏波爾的男子,伊戈爾·佩丁(Igor Pedin)。他今年61歲,與他一同逃離馬里烏波爾的,還有他的狗朱朱(Zhu-Zhu)。

伊戈爾·佩丁和朱朱。圖源:文森特·芒迪(Vincent Mundy)/衛報

要從圍困重重的馬里烏波爾離開,談何容易。佩丁說,他的目標是當一個隱形人,像幽靈一樣,背著一小袋生存用品,帶著一隻9歲的獵犬,穿越「地獄」。他從馬里烏波爾出發,進入烏克蘭東部俄羅斯軍占區,穿越漫漫荒野,到達相對安全的烏軍控制城市扎波羅熱。

這一路是225公里,他全靠雙腳走過。

佩丁的逃亡之路。圖源:衛報

他目睹了一場歐洲自1945年以來規模最大的戰爭,從迎面而來的坦克裝甲車和緊張又興奮的俄羅斯士兵旁邊擦身而過;他要小心地避開地雷,帶著狗和行李穿過已被炸毀的橋樑——稍有不慎,就會從9米高的橋面上墜落,萬劫不復;他經過了一座座還在濃煙中悶燒的房屋,眼看著裡面的男男女女流著眼淚,帶著那些有關死亡和失去的故事。他們已不再有活下去的指望。

作為一名前船上廚師,佩丁的一生本該與這些故事無關。但是他和他們一樣,沒有選擇。5月,在基輔,當佩丁講述這些故事時,他承認,自己裝作『隱形人』的努力也不總是奏效。

的確,這是一個傳奇般的故事。甚至於有一天,在他經過的一個檢查站,一群俄羅斯士兵竟圍坐在他身邊,聽佩丁講自己的故事。他們把香煙塞進了佩丁的口袋,祝他接下來旅途好運。那是一個安靜的傍晚。

「我本有可能不再『隱形』。」佩丁把這話重複說了好幾遍。在講述過程中,他罕見地流淚了,他說自己很幸運。

佩丁回憶,離開馬里烏波爾的決定是在4月20日做出的。那時,俄軍已經到達了他居住的街區,並且正在「挨家挨戶地隨意掃射」。

已經沒有什麼留下的必要了:食物和水都只剩很少一點,街上的死者堆積如山。

4月3日,廢墟般的馬里烏波爾。圖源:路透社

佩丁仔細打點著他的行李。他選了一個背包,好不容易才把它從70kg減重到50kg。不能再少了。

佩丁和朱朱的第一個目標是,穿越5公里,到達馬里烏波爾城郊——不算遠,但他其實不抱什麼希望。

他離開了位於特科琴科-彼得連科街(Tkochenko-Petrenko Street)的家,花了兩個小時,跌跌撞撞地穿過密密麻麻的彈坑、扭曲虯結的鋼筋,以及尚未引爆的炸彈,才向北走上基普里諾街(Kyprino Street),然後到達了馬里烏波爾港口購物中心。

在那裡,面色蒼白的馬里烏波爾人正排起長隊,等著領取俄羅斯士兵發放的食物和水。空氣里是絕望的味道。他躲在人群中,小心地避開士兵的目光,然後沿著扎波羅熱路(Zaporizhzhia Road)走去。

「對他們來說,我看起來不過是個流浪漢,什麼都不是。我的家裡早就被濃煙籠罩,所以我身上全是塵土,臟極了。

我沿著高速路走出了城市。在那條路的盡頭,我轉過身,再看了一眼馬里烏波爾,然後我告訴自己,這是正確的選擇。我說,再見。一聲爆炸響起,我轉身繼續上路。」

他走過一輛輛被燒毀的軍車,跟在他身後的除了小狗朱朱,還有永無休止的炮擊聲。一隊裝甲車橫掃而過,沉重得讓他腳下的瀝青都在顫抖。他蹲下身子,把嚇壞了的朱朱捂進外套里,直到他們開遠。「那時我就是一個隱形人。」他回憶道,「我對他們來說算什麼?一團灰影。」

4月1日,馬里烏波爾街頭被燒毀的軍車。圖源:Getty Images

佩丁的下一個目標是20公裡外的尼克爾斯克鎮(Nikolske)。第一座房子進入他視線的時候,天已經黑了,外面很冷。「我在房子外面看到一個男人。他說,『年輕人,你願意和我一起喝酒嗎?今天,我埋葬了我的兒子,讓我們一起為他喝一杯。」

15年前,佩丁戒酒了。但是這天,他無法拒絕這份邀請。他喝了兩杯伏特加,而他的新朋友倒空了酒瓶。「他告訴我,3月3號,俄羅斯人在馬里烏波爾殺害了他16歲的兒子,榴霰彈要了他的命。男人花了數個星期在馬里烏波爾尋找兒子的屍體。最終他找到了那座墳墓,俄軍說如果他想要帶走屍體,就自己用手把他挖出來。他跟我說,『我只想死——我會殺了我自己。』」

第二天早上6點,佩丁在沙發床上醒來。他知道,要去扎波羅熱,必須穿過這座小鎮。「在我要離開小鎮的時候,碰上檢查點了:車臣人在把守。他們已經看到我,其中兩個人沖我走過來,『你要去哪裡?你從哪裡來?』他們問我,『你去過過濾營(註:俄軍處理烏克蘭難民的中心,一些人在經過篩選後可能會被送往俄羅斯)了嗎?」

這時一名指揮官出現了,他正用無線電和什麼人在說話。「然後就來了一輛麵包車,三個大塊頭從裡面走出來,把我裝進去。我們開了2公里回到尼克爾斯克,來到兩層高的市鎮府辦公樓。他們早就用鋼柵欄把那裡圍了起來,大約有40人在外面等著,麵包車一直開到了大樓門口。」

佩丁把背包丟在外面,把朱朱拴好,然後被帶到二樓。「一位坐在辦公桌前的俄羅斯軍官問我要去哪裡。我撒了謊。我說我有胃潰瘍需要去扎波羅熱,我已經付了治療費了。他們讓我脫掉上衣,看有沒有紋身(註:分辨是否為烏克蘭士兵)。我的肩膀上有一塊瘀傷,因為這個,他們認為我背過步槍。他問,『你的紋身呢?……你開始讓我覺得有點煩了,也許我應該把你打一頓?』我說:『如你所願,指揮官。』 但我被帶到另一個房間,四個帶電腦的女兵掃描了我的指紋,把我摁在牆上拍了證件照。」

他從自稱獨立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「內政部」獲得了一份證件,然後被宣布可以自由離開。他帶上了狗和包,再次出發前往檢查點。

「車臣人說,他們會讓下一輛車把我帶到羅茲夫卡(Rozivka,下一個村莊)。我在那裡呆了兩個小時,他們也很無聊,一邊跟我說話,還給我香煙。看來沒有司機來帶我走了,所以我說,夥計們,我自己走過去吧。一個人說,『不,(送你過去)是我的職責。』他指了指自己的槍。」

一個小時後,一輛黑色小貨車停了下來,車臣人要求司機載佩丁一程。車裡還有司機的妻子和兩個女兒,孩子們年齡大概在18歲和20歲。「他們把我帶到了羅茲夫卡,一路上沒有人說話。路上,我留心到田野里有大型挖掘機在挖洞,還有許多十字架。我敢說,一定有很多墳場。」

抵達羅茲夫卡後,佩丁沿著列寧娜街(Lenina Street)走出鎮子,來到另一個檢查點。他拿著新證件,輕鬆通過了檢查,繼續前行。當他來到下一個村莊維爾日納(Verzhyna)時,天色又是一片漆黑。「忽然間,我被手電筒的光晃瞎了。六個士兵咆哮著沖我走過來,我舉起了手。他們讓我把上衣脫掉,還把我的包掏空了。我非常、非常冷。他們讓我跟上他們,然後我們來到了他們的指揮部,以前那是社區文化中心。」

佩丁得到了一些湯和牛肉罐頭,被帶到了一個小房間里,它角落裡擺了張鋼板床。他們告訴佩丁,如果第二天早上之前他妄圖離開,就會被擊斃;不過早上之後就可以走了。

早上,他悄悄地從熟睡的士兵身邊走過,離開時還對執勤的士兵點了點頭。那天晚上8點,他在步行了14個小時之後,終於到達另一個檢查點,再次接受搜查。士兵們指定了一座廢棄的小屋讓他睡覺,第二天早上6點,太陽升起的時候,他就又要上路。

「我看到一個60多歲的大個子。他問我,『你從哪裡來?』我說馬里烏波爾,他聽了就讓妻子拿食物給我:一袋麵包,一些洋蔥、炸豬肉、黃瓜。他們堅持要給我的。之後我就走了。」

這時候,佩丁已經筋疲力盡。但是,等待他的是整個旅途中最大的障礙——前方,必經之路上的公路橋已經被炸毀,30米高的陡坡直墜下方鐵軌。「在人面前你可以矇混過關,但你沒辦法騙過一座被毀的橋。」唯一的希望是,這座橋的兩根金屬框架還在——比較窄的一根在腳下,比較寬的一根與肩齊平。佩丁把狗和背包栓在一起,然後自己試著走了過去……似乎沒問題。他返回另一端,把背包運過去;最後再把狗牽上,讓狗走在較高的那根橫樑上,自己走在下面。「(過了橋)我就大喊了一句,『我們做到了。』」

過了橋,就快到下一個檢查點了。士兵們讓他說出自己的同伴在哪裡。「我說我只有我的狗,然後他們想知道我是怎麼過橋的。」

士兵們允許佩丁在一輛無線電發射車的後備箱過夜,一輛已被烏軍炮彈擊中的車。現在天又黑下來,對於這群百無聊賴的俄羅斯士兵來說,佩丁的故事正是他們最需要的消遣。5個人圍在他身邊,聽他一路的冒險故事,還有他到底如何冒死過橋。「有個人想和我保持聯繫,他說,戰後我應該去找他。我不知道該說什麼。」

佩丁睡在椅子上,朱朱披著他的外套。第二天一早,他被告知不能通過公路前往扎波羅熱了,要麼返回,要麼向南前往托克馬克(Tokmak)。佩丁選擇往托克馬克走,可是眼前橫亘著兩座山包。

「狗兒走不動了。我不得不先背著包翻過一座山,再回去接它,把它抬上來。我看著它說,「如果你不走,我們都會死,你必須往前走。它於是跟著我翻過了下一座山。

山那邊是一個叫做塔拉西夫卡(Tarasivka)的小村,我從窗戶里看到一個人,我就叫住他,給了他一些士兵們分我的香煙——我甚至還有薄荷煙呢。他說,要去扎波羅熱只能走小路,越過一座水壩,然後沿著『走私者之路』走。」

佩丁循跡走去,但在翻過大壩之後,他遭遇了一個十字路口——沒有任何路標提示接下來的方向。這時候,好運再次眷顧了他。

「一輛卡車出現了,我大叫出聲,我說,『我來自馬里烏波爾』,車門開了。

我們開了兩個小時,翻山越嶺走過蜿蜒的路。如果是我自己,我永遠不可能知道怎麼走。我們一路無言,在檢查點,那個人對頓涅茨克共和國的民兵只說了兩個字就被放行了。」

佩丁看到前方飄著一面烏克蘭國旗。烏軍在檢查文件,逐一讓人通過。「司機把我放在扎波羅熱市中心的一個帳篷旁邊。旅途中,他什麼也沒說,但給了我1000格里夫納(約合1243新台幣),然後說,祝你好運。其實他都明白——有什麼好說的?」

佩丁和朱朱在基輔。圖源:文森特·芒迪(Vincent Mundy)/衛報

佩丁下車,走進帳篷,那裡面坐滿了志願者。一位女士問他是否需要幫助。他安靜了下來,說,是的。

「她問我,『你從哪裡來?』我說,『我來自馬里烏波爾。』她尖叫起來:『馬里烏波爾!』」佩丁笑著回憶道,「她沖所有人喊道,這個人是從馬里烏波爾一路步行過來的——所有人都停了下來。我想,那是我的榮耀時刻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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